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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肉萎缩症、先天性心脏病等。其中,只有三个孩子能说出自己的名字。其他的孩子或是太小,或是不能说话,也就丢失自己的本名。福利院只能根据孩子送来的地方给他们取名,从北川送来的就姓白,从安县送过来的就姓安。地震孤儿在此受到了悉心照顾。睡床上,为防止孩子半夜掉下来,床边钉了四根木条,担心孩子的皮肤被碰伤,又将木条改成了柔软的纱布条。院长张萍说,这些孩子身体不好,院里专门请营养专家设计了菜谱。地震后,政府对儿童福利院加大了投入,还拨出资金加固了房子。社会各界对孩子们也非常关心,不断有志愿者带着玩具来探望。起初,张萍曾对收养者还有期待。但她最烦恼的是,陆续有人前来打听,想要收养一个孤儿,但看见剩下的孩子都带有残疾或先天性疾病,都失望地摇摇头,说句抱歉就走了。后来,福利院不胜其扰,决定凡是想要领养的人都不能再见这些孩子,“避免给孩子二次受害”。如今,院里10名孤儿只有2人被收养。6岁的马小琴,经过手术后,先天性心脏病大为好转,在2012年5月初被美国的一户家庭收养。保育员罗辉莉说:“那个美国家庭人很好,很富裕,也不介意马小琴有病。”4岁半的安涛,也在2012年5月被荷兰的一户人家收养。谈到其余的无人收养的孤儿,胡源忠坦言,他已经不抱期待,他们更愿意将安康家园建成一个大家庭,“要让他们成为国家的孩子”。上法庭抢孤儿潜在的收养者从最初的两万多变为数千,再到实际成功的10个(减去国外的两例),背后的原因并不只是收养者爱心的退潮以及收养时因粗鲁遭到拒绝。亲情、利益始终纠缠在孤儿的收养和认领过程,难以分辨。2008年6月,民政部与四川省政府出台了《关于汶川大地震四川省“三孤”人员救助安置的意见》,成为针对性的收养准则,亲属优先被重点提及,孤儿首先满足有监护能力亲属监护抚养的意愿;亲属有监护意愿,但生活困难、抚养能力不足的,应当给予必要的生活保障,确保孤儿尽可能在熟悉的家庭环境成长。收养法还规定,收养还必须征求10周岁以上被收养人的意愿。事实上,大多数年满10周岁的孤儿也不愿意接受一对全新的父母。绵阳市一个11岁男孩目前在对口支援省山东复课,他拒绝了数个家庭的好意。绵竹一名10岁女孩则坚决不愿离开唯一在世的奶奶,尽管连老人也希望孙女“找个好归宿”。一位重灾区民政官员曾向南方周末记者坦言,当地地震孤儿的助养金平均一年为八九千元,在农村,这顶得上全家四口人一年的土地收入。这是绝大多数孤儿亲属不愿送养的重要原因,甚至为争夺孤儿收养权,2008年8月28日,成都一个孤儿的亲属还闹上了法庭。2009年7日,四川省民政厅厅长黄明全在汶川特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新闻发布会上说,之所以这些孤儿被收养得少,一是多数孤儿有自己的亲人,孩子不愿离开亲人,亲人也希望能监护孩子。二是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对孤儿的关心和关爱,也可以让孤儿在自己的故乡生活得很好。2008年9月,北川县民政局社会事务股股长李成龙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整个北川有两百多名孤儿,99%的亲属不愿放弃抚养权,工作人员到基层登记情况时,发现一些孤儿家里只剩年逾七旬的爷爷奶奶,生活困难,他们试图建议送养,无不被一口回绝。张和源,10岁,四川省北川县陈家坝乡人,癫痫症患者。父母还健在时,勉强能挣点钱维持他的治疗。地震后,小和源成了孤儿,病情也开始加重,每年治病都要花费数万。张和源和15岁的姐姐张潇由年过60的爷爷奶奶领回了家,靠着种地养活四口人。也曾有人想要收养张和源,但他的癫痫症让好心人都望而却步。爷爷张明谊不愿意将孙子交给外人,“自家孩子,再苦再累也要养活他。”“希望国家照顾好孩子”生活在安康家园以及儿童福利院里的孩子,注定要在这个集体家庭成长并度过自己的青春期了。占地六千多平方米的安康家园,最终成了数百名孩子的精神家园及避风港湾。直至高中毕业,他们都将居住在此。孩子们将其称为家而非宿舍,将放学称为回家。每一间屋子的大门上,都用彩色纸条写着孩子们给自己家的命名:欢乐谷、聚乐园、仕雅居、囡梦蜀小筑……做了18年特警的胡源忠,将军事化的管理模式植入了学校:孩子们被要求统一作息、统一着装,每月能领60元零花钱,收到的礼物必须先行上交。为了保障安全,无论是小学生还是高中生,均不能单独外出,必须在安康妈妈的陪同下才能离开,时间也限定在两小时以内。付小凤很高兴孩子们学会了对自己发脾气,一些年幼的孩子学会叫妈妈,年长的孩子则开玩笑地称她“胖妈”。闲暇时,孩子们靠在她肩旁扯白头发,或是猛地将她的头发弄乱,躲在一旁哈哈大笑。每年过年,胡源忠的办公桌上,总会摆满孩子从老家捧回来的花椒、核桃。2010年6月,经过5天评估,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的专家得出结论:在“安康家园”生活的孩子心理障碍总检出率明显低于一年前的水平。如今,偶尔也有探望的爱心人士提出收养的请求,胡源忠总是摆摆手笑着说:“孩子有很多妈妈,在这里过得很好。”付小凤心里仍有担忧——地震所留下来的“怕”,虽然不再是显著的存在,却作为一种生存症候在孩子的身体和内心中潜伏下来。付小凤自己的孩子犯错了,总会在旁边撒娇,而安康家园的孩子不会如此,他们总是站在原地,盯着地板,满心胆怯地等待惩罚;他们也学会了察言观色,捕捉大人的每一个反应并努力吸引大人们的注意。关于地震,几乎是安康家园里的禁忌话题。孩子心照不宣地对4年前的那一天闭口不提,妈妈们也从不主动询问孩子在地震时的经历。只是偶尔,地震的一些记忆会在平静的生活中突然涌现,刺痛孩子们未脱稚气的心。付小凤也很少看到孩子哭。仅有的一次,是在2011年9月。有个孩子告诉她:“阿姨,张岚说她的爸爸妈妈找到了。”付小凤很惊讶,去问孩子。原来孩子的家乡退耕还林,推土机将她父母的遗骸翻了出来。9岁的张岚哭花了脸:“阿姨,我找的是他们的骨头,我们把爸爸妈妈的骨头捡起来,还给他们办了葬礼,我和姐姐头上还包了白帕子。”孩子边说边哭。付小凤不知怎么安慰她,只在一旁红了眼眶。2011年12月,安康妈妈苑爱英负责照顾的一个孩子——17岁的男孩张琳突然从安康家园离开,杳无音讯。直到2012年3月8日,她才收到了孩子的节日祝福。张琳告诉她,自己在成都新成立的富士康打工去了,每个月能赚三千块钱。他告诉苑妈妈:“我长大了,在安康家园呆不惯。”让安康妈妈陈安新最担忧的,是一个叫王军的孩子。他在地震中没了母亲,贫困的父亲将他送入了安康家园。一年前,父亲再娶。儿子感到愤怒与失落——他忘不了母亲,也害怕被抛弃。这个14岁的孩子最终选择了不告而别,在街头流浪了一个星期。胡源忠正计划请老师来,教孩子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特别是继承法。这源于2008年的一场风波,当时一个孩子的父亲在地震中遇难,母亲也在两个月后的车祸中去世。绵阳宾馆里,住满了父母双方的亲戚——双方为争夺孩子的监护权以及其父母留下的遗产,吵得不可开交,甚至动起手来。这正是安康家园的老师最操心的问题:有一天这些孩子总会离开家园,他们又是否重回陷入贫困或是无人知晓的境地?每年春节,付小凤都会打电话通知家属,将孩子领回家过年。今年,9岁的郭斌的家里迟迟无人接电话,好不容易接通,传来了孩子奶奶的声音。孩子奶奶告诉付小凤,自己在床上已躺了两个多月,现在已无法进食了。话筒那边传来老人虚弱的声音:“付老师,如果我不在了,希望国家照顾好孩子……”(文中未成年人均是化名)
中新网5月18日电 据联合国网站报道,负责审理前波黑塞族部队总司令姆拉迪奇(Ratko Mladi )一案的前南刑庭法官5月17日宣布,由于检控方未能履行与被告律师分享所有证据的义务,因此决定将案件延后审理。报道称,17日,在前南刑庭正式开庭审理前波黑塞族部队领导人姆拉迪奇案件的第二天,主审法官宣布,由于检控方在履行其和被告辩护团分享所有证据上犯下“重大的信息共享错误”,因此决定将原定于本月晚些时候检方在法庭出示证据的日期无限期推迟。法官目前仍在就错误的“范围和影响”进行分析,并将“尽快”确定重新开庭的时间。检控方目前已承认这一错误,而且不反对推迟庭审。姆拉迪奇的律师已要求将审理推迟6个月。当天早些时候,检控方在开庭陈述中控诉了姆拉迪奇指挥的塞族军队于1995年7月在短短5天的时间里在斯雷布雷尼察系统性地屠杀了8000名穆斯林男子的暴行,并向法官展示了一小段据称是被害男子的尸骨的视频。据报道,现年70岁的姆拉迪奇面临11项指控,包括种族灭绝罪和危害人类罪。如果罪名成立,姆拉迪奇可能被判终身监禁。
美国商务部17日初裁对中国输美太阳能电池征收31.14%至249.96%的高额反倾销税,这是美国针对中国清洁能源产品发起的又一起贸易救济行动。今年3月,美国商务部已初裁对中国输美太阳能电池征收2.9%至4.73%的反补贴税。公开日程显示,在相继作出初裁后,美国商务部预定今年10月上旬一并作出反倾销和反补贴“双反”终裁。根据美国贸易救济案处理程序,如果届时作出肯定性终裁,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也要在今年11月下旬作出肯定性终裁,之后美国商务部才能下令对中国输美太阳能电池征收反倾销和反补贴税。中国输美太阳能电池案始于去年10月,当时美国太阳能电池生产商要求对中国75家相关企业展开“双反”调查。一个月后,美国商务部宣布立案,这是美国针对中国清洁能源产品展开的首个“双反”调查。根据美国商务部公告,接受调查的具体产品为中国输美晶体硅光伏电池、模块、层压板、面板及建筑一体化材料等。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输美太阳能电池总值超过31亿美元,较2010年总值翻了一番。立案消息传出后,中国光伏企业发表联合声明,指出中国输美产品增长源于市场竞争优势,而非低价倾销或政府补贴,美方行动系歪曲中国产品出口现状,如果官方裁决存在错误,未来不排除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出上诉。中国商务部也强调,中国企业不光将产品出口美国,也从美国进口原材料和设备,美国限制中国太阳能电池产品损害中美双方利益,影响中美在新能源领域的合作,因此美方应审慎处理贸易摩擦,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发展。
"中广网北京5月18日消息(实习记者田钰滢)据中国之声《央广新闻》报道,在北京一共有115家温泉单位,然而其中半数以上的温泉属于无证""黑户"",目前对外营业的合规温泉单位不到30%。目前在北京营业的这100多家温泉企业当中有半数以上是属于黑户,这里提到的黑户指的是地热温泉行业中开采的地热水,但是没有在国土和水利部门办理采矿许可证和取水许可证的单位,即这些温泉单位属于非法盗采地热资源,这些大规模地热温泉黑户导致北京市地热水位的明显下降,在过去这几十年间我们已经发现北京市地热水水位已经明显下降。从目前的情况看,温泉的大量违规开采已经导致了北京地热水位以每年1.5米-2米速度下降。据了解,按照法律的规定,温泉企业运营之后,地热水的使用量不能超过主管部门的核定量,要对地热水剂量缴纳矿产资源补偿费等费用,正规的地热井井口处应该装水表来计量水量和水温,然后将数据传送到主管部门,但这对很多企业并没有起到很和约束作用,有的企业声称水表已经坏掉了,也许部门无法核实真正地热水的使用量,大量的热水白白的溜走。另外,地热水还存在着监管的盲区,主要是因为地热主管部门很难知道辖区内的温水温泉究竟是打的地热水还是掺杂着普通的水,而且国家对温泉的水质并没有相关规定,这也给监管带来了很大的难度,有业内人士就表示作为全国地热水最多的北京,如此大规模超强度的开发地热水性价比并不高。"
南北水调工程是国家重点工程,对占用土地的补偿是政府对农民利益损失弥补的一种有效方式,然而,博爱县白马沟村村主任徐某及其他三名村委成员,却将补偿款中的6.2万元私分。5月16日,博爱县人民法院对此案做出了判决,徐某等四人犯贪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9年9月份,被告人徐某同村委会聘用人员崔某、村委会副主任靳某、村委会报账员李某预谋后,将博爱县南北水调办公室补偿给该村七组场地补偿中重复补偿的86633.32元,采用隐瞒的方式,将其中的6.2万元私分,其中徐某分得赃款1.7万元,靳某、李某、崔某各分得赃款1.5万元,余款用于村委会开支。案发前,四人将私分款全部退还给了村委会。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徐某、崔某、靳某、李某利用职务之便,采取隐瞒不报的方式侵吞南水北调工程的补偿款,构成贪污罪。徐某、崔某投案自首,靳某、李某系从犯。根据法律规定,法院作出了上述判决。
5.17世界电信日当天,中国移动在南京正式启动面向社会公众的TD-LTE体验,穿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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